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奭良著《野棠轩摭言》卷三言文中有一则云：“陆放翁为《南园记》《阅古泉记》，皆寓策励之意，今之人使为达官作文，不能尔也。韩败，台评及于放翁，不过以媚弥远耳，亦何足道，而后人往往讥之，虽曲园先生亦为是言（见《茶香室四钞》）。先生至为和平，持论向为公允，此盖涉笔及之，袁子才独不尔，信通人也。”前见陈作霖著《养和轩随笔》，有云，“大抵苛刻之论皆自讲学家始，而于文人为尤甚，如斥陆放翁作《南园记》，亦其类也。”当时甚服其有见识，今奭氏所言则又有进，讲学家好为苛论，尚只是天资刻薄而已，若媚权臣，岂不更下数等耶。士大夫骂秦桧而又恶韩侂胄，已反覆得出奇矣，数百年之后还钻弥远，益不知是何意思，憩叟揭而出之，诚不愧为通人，或当更出随园之右也。古人云，殷鉴不远，在夏后之世，是为读史的正涂。向来文人不能这样作，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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